在今天这个消费驱动、财富至上、工业思维主导的世界里,拥有“一方水土意识”(a sense of place)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通过教育改良与学术进步来促进生态意识和社会团结?今天我们面临着人与环境隔离、人口剧增、温室气体大量排放等严重问题,将一方水土意识(sense of place)融入到教育中显得尤为迫切(Gruenewald,2003;Gruenewald & Smith,2008;Hensley,2011;Hutchison,2004;Orr,2005)。从可持续的角度来衡量,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类历史转折点,我们或选择一条逐渐麻木的道路,或通过协同行动的全球网络,团结那些具有生态常识、一方水土意识、积极行动的公民。本文旨在增进读者对生态地缘主义(bioregionalism)原理及其对可持续运动之影响的理解。笔者将以生态地缘原理(CIDER)为框架讨论生态地缘主义对于在地化教育的意义。

一、理解生态地缘主义

30多年前,一场基于生态思维且关注一方水土的运动孕育而生,它鼓励人们过一种更加有连结感(moreconnected)的生活(Aberley,1999)。这是一场鼓励人们转向内在并同时关注外在的运动,意在抵制全球化、工业化“进步”的破坏力。关注外在的努力包括不断了解人们生活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与此同时参与到这些社区修复的实际行动中。转向内在的过程使得人们更加关注在“回家”的过程中自我观念的完善(Berg & Dasmann,2003)。彼得·伯格(Peter Berg)和瑞曼·达斯曼(Raymond Dasmann)指出,这场运动起初既关乎地理场景,又关乎意识场景(p.232)。在这场让人们过上更富连结感的生活的运动中,一方水土感和自我观念通常被认为是密不可分的(Aberley,1999;Berg& Dasmann,2003;Hensley,2011;Parsons,1985;Lynch,Glotfelty,&Armbruster,2012;Sale,1980;Synder,1993)。例如,保罗·谢佛德(Paul Shephard,2003)率先指出,“如果你不理解自己在哪里,就不可能理解自己是谁”(p.75)。这种基于一方水土的路径,将人与土地、人与人重新连接起来的思维,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伯格和达斯曼等人催生的。这场运动被称作“生态地缘主义”,旨在重新定义人类和地球的关系,重新阐发基于安身立命一方水土的美好生活之意味,而不管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地、玩耍的场所或是工作的地方。

生态地缘主义基于人们对周边环境(包括生态景观、社会景观、文化景观、自传式景观等)的意识,这一体系旨在将人们的思与行转向以关爱和永续方式栖居于地区的目标。词源上,生态地缘主义一词源自于希腊词bios(意为“生命”)以及法语词région(通常指“地方”)。正如吉姆·道奇(Jim Dodge,1981)所言,定义生态地缘主义实非易事,因为它是因地制宜的、非规定性的、实用导向的,而不是标准化的。生态地缘主义的应用范围很广,因此需要我们注意其话语的适用性。它是跨学科的,涵盖了广泛的学科知识。为了促进基于一方水土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我们首先需要理解生态地缘主义的深广含义。

生态地缘主义的概念是复杂的,一是因为其应用范围很广,二是因为“再栖居”(reinhabitation)所蕴含的生态素养(ecological literacy)需要在深刻反思中才能培养。正如后文中将要详述的,再栖居是生态地缘主义运动的核心。大卫·奥尔(2005)指出,扎根一方水土的“美好生活”意味着每个人都将成为“栖居者”,意味着人们将告别由工业—消费型社会主导的人与地球之间的关系,转而建立起人与地球间互惠互利的关系,拒绝当今社会盛行的极度消费主义中潜藏的“攫取型经济”(Jackson,1994,p.5)。詹姆斯·琼斯(2005)解释道,杰克逊(Jackson,同上)言下的“攫取型经济是指这样一种模式:向地球索取资源但是不回馈地球;滥用地球资源,而不是善用资源;无穷无尽的购买,而不是保育”(p.49)。相反地,作为生态地缘主义运动的发起人,伯格和达斯曼指出,“再栖居”意味着人们需要申请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biotic community)的成员,而不是地球的“剥削者”(Smith &Williams,1999,p.214-215)。这样一种“栖居”的含义与奥尔提出的在地化思维是一致的。

奥尔(2005)说,栖居者“以一种亲密、有机并且互相滋养的方式居住在一方水土”(p.92)。换句话说,栖居者形成了与周边环境的亲密连结,并且因此能更好地维护栖居之地的福祉。他指出,“美好的栖居是一种艺术,需要人们掌握关乎一方水土的缜密知识、观察能力、关怀之心和扎根意识”(p.92)。关怀和扎根正是生态地缘主义大力弘扬的精神。

在提及生态地缘主义的广泛意义时,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阐释了这一思想的独特之处。他说:

生态地缘主义超出了简单的地理或生物意义,因为它饱含人文关怀。它不仅仅是熟悉一方水土的动植物,而且要知晓当地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如何栖居在一方水土。认识到一棵冷杉、一匹土狼、或者一只冠蓝鸟所蕴含的更深层的、神秘的、灵性的、原型的含义,也意味着内外兼顾地管窥一方水土的奥秘。因此,这不仅是对一个地方的探究,更是对该地方的心灵的探究。生态地缘主义的旨趣正在于此。(Loeffler,2010,p.51)

就本文而言,生态地缘主义唤起了一种以实际行动重建人与土地连结的愿景,以及在栖居一方水土的过程中参悟到它的社会、生态、文化、历史和宇宙的微妙之义。生态地缘主义包含了共同体(communal)思想的成分。这种思想不仅仅是社区概念,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人与土地的连结,以及与人类共同体的连结。因此,从本质上来说,生态地缘主义运动是从生态、经济、社会等各个维度全面培养人类个体和集体与一方水土的扎根意识。此外,生态地缘主义也是一种思与行的模式,据以扭转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与生态意义上的同质化(Greenwood,2009)。

在1981年,吉姆·道奇(Jim Dodge)指出,生态地缘主义仍然是一个“飘忽不定的松散”概念(p.6)。我认为,“飘忽不定而松散”是生态地缘主义的合理状态——尽管我们也应注意到,自道奇所处的1980年代以来,生态地缘主义的具体应用领域已经不断涌现(Evanoff, 2011;Lynch,Glotfelty& Armbruster,2012)。例如,食在当地(eatinglocal)、维护食物域(foodshed)的理念和实践是生态地缘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Kloppenburg,Hendrickson & Stevenson,1996)。然而,正如道奇所言,对生态地缘主义的教条式的僵化定义是不可取的,这一思想框架在本质上应该动态地适应千变万化的本地社区的需要。换句话说,生态地缘思想为生命系统(living systems)特有的自组织和涌现性(Capra,1996)提供了空间。留出这样的空间(Capra,1996)将系统性的涌现称作“自我生成”(autopoiesis),即自我创造,使得我们能够理解自然界总是在不断地适应人类对地球造成的影响。生态地缘主义要求我们关注我们身处何地,更加有意识地关注我们和当地人类社群和环境的互动。我们需要认识到,“生态地缘”一词的本义是“安身立命的地方”(life place),它具有实实在在的所指。因此,生态地缘(不是生态地缘“主义”)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表述(MacGregor,2005)。把生态地缘思想中的主要原理阐述清楚,这有利于促进知行合一,帮助我们思考它对教育实践的启示。

二、生态地缘思想的基本原理

在这里大自然能帮助我们做什么?

——温德尔·贝瑞(Wendell Berry)

生态地缘思想的核心是,作为地球的类人猿,我们如何通过本土化能力更好地适应我们生活之地的生态区域的需要。吊诡的是,当我们在一个特定的地方过着一种扎根的生活,也同样在为更大范围的生态保育作出贡献(Evanoff,2011)。一旦我们认识到地球的不同系统(如水系统、碳循环、氮循环等)是如何相互关联的,生态地缘的好管家精神就具有了全球范围的意义和影响。因此,即使是微小的生态好管家行动,也可以产生大效应。在亚特兰大学院(College of the Atlantic)的毕业典礼演讲中,贝瑞(1991)指出,所谓全球化的思维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不具备在那样的规模上思考的能力。他智慧地催促我们:

理解到没有一种教育可以帮助人类超乎其智商和责任限度之上。我们并不具有在巨大的规模上尽忠职守的智力、意识或警觉性。随着我们一味地把事物做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集中化,我们就使得它们自身变得更加脆弱,并且更加威胁到其他东西……因此,我们必须学习选择小而美、仁慈而慷慨,而不是大而贪婪、残酷和虚荣。(p.156)

贝瑞的中肯陈述有助于把生态地缘主义置于可持续运动的背景下。生态地缘思想对可持续是至关重要的,它涉及我们通过什么方式理解并反思在一个地方的美好生活。扎根一个地方的美好生活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得以维系的生态与社会诸多关系间的内在关联性和相互依赖性。在我们安身立命之地的美好生活意味着像贝瑞那样追问:“在这里自然能帮助我们做什么”(Kloppenburg,Hendrickson & Stevenson,1996)?本质上来说,这意味着我们在努力解决极具挑战的问题时需要师法自然。换言之,把我们所面对的挑战语境化,置于特定的周遭环境中,这一点非常重要。基于地方的行动和反思要求我们把生态地缘主义导向的实践理论应用于环境相关的在地化工作。

为了勾勒出生态地缘主义的主要原理,我总结了以CIDER这一缩写语表示的若干要义。这个缩写语是在我写作第一本书(Hensley,2011)的研究过程中浮现出来的。这些要义有助于让生态地缘主义更易于理解和广泛应用,同时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理解它的教育学涵义。CIDER这个表述为广大教育者、理论家以及任何希望深入理解生态地缘主义的人提供了一个框架。以下是CIDER的构成元素。

(一)C:连结我们安身立命的一方水土

与我们安身立命的一方水土相连(connecting to our life-place),意味着生成并深化我们的一方水土意识。这种意识意味着我们逐步融入到周围的生态共同体/社会共同体中,并体验与其同在(Hensley,2011)。培养地方感意味着我们必须了解自己的“生态住址”(ecologicaladdress),即我们在更大范围的生物圈中的位置。进而言之,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对自己在大自然中的位置有自知之明。从根本上说,连结我们安身立命的一方水土,意味着因地制宜地生活,学会关怀我们的生态地缘。至于如何让我们的所作所为更加以关怀生态地缘为宗旨,贝瑞建议道:

我们需要关注的并非是如何爱护我们的地球,而是如何爱护地球上数百万个由人和自然组成的邻里社区,爱护地球上的每一片微小的土地,每一方水土都因与众不同而弥足珍贵。(Berry,1991,p.153)

重建人们与周围的人文—自然社区的本地化连结,这是生态地缘主义的要旨。在与生态地缘及其地方社区机理相关联的过程中,欣赏一个地方的文化景观与生态景观的互动,这一点也十分重要。

(二)I:探究一个生态地缘中的文化景观与生态景观的相互作用

欣赏并探究本地文化景观与生态景观的相互作用(Inquiring into the interplay of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landscapeswithin the bioregion),这样能促进我们深入理解自己作为人类成员在生态地缘中的生态—社会大共同体中的位置(Millder,Vandome & McBrewster,2010)。换言之,为了理解社会共同体和生态共同体的各自规律和相互联系,我们必须了解栖居者——在一方水土安居乐业的人们——如何建立相互关联、如何与土地相互作用。通过欣赏这种相互关联,人们能形成一种立足地方社会与环境独特性的环保伦理。为此,生态地缘主义思想承认并鼓励社会与生态多样性。

社会—生态多样性视角也意味着鼓励和支持社区成员的思考方式的多样性。在一个生态地缘区承认思维与行动的多样性,这一点与生态正义(eco-justice)倡导实践(Mueller,2009)息息相关,后者旨在终止工业化国家在第三世界的剥削和文化殖民。生态地缘思维和行动要求我们辨别并扭转工业标准化体系的殖民进程。与其助长标准化的附庸和心智的单一作物化(monoculture of mind)(Shiva,1993),思想和行动的多样化有助于保护多元视角,并为抵制霸权创造可能。因此,在一个特定的生态地缘区,我们应该弘扬文化传统、语言,甚至口音的多样性。与此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即各种多样化的视角需要共同参与一个健康的共同体的构建(Shiva,2012)。随着多样性被不断包容和尊重,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态—社会系统趋于更加复杂,其存在将有利于人与人、人与非人的互动关系在差异性中得到丰富与滋养(Gallopin,Raskin,2002,p.112-113)。

相似地,从提升生态景观互动的角度来看,生态地缘主义尊重生物多样性。生态地缘倡导者普遍认识到人们培养文化多样性和人们支持生物多样性之间存在关联(Berg,Dasmann,2003;Hensley,2011;Parsons,1985;Lynch,Glotfelty&Armbruster,2012;Synder,1993)。推动学术研究和行动更加关心生态圈,与范达娜·席瓦(Vanada Shiva,2005)提出的地球民主(Earth Democracy)不谋而合。这种理念呼吁给予自然繁荣发展的权利,而不是把自然当作满足人类需求的附庸。因此,生态地缘主义认识到一方水土意识的重要性,这种意识是基于维护我们周围生态共同体的可持续语境中。如果我们考虑到周围环境对人们的世界观的影响,这种“一方水土”意识显得尤为关键。奥尔指出,“对一方水土的知识——你身处何地、你来自何方——与我们的自我认识交织在一起;换言之,大地景观塑造着心灵景观”(Orr,1992)。需要指出的是,反之亦然(心灵景观塑造着大地景观)。奥尔德·利奥波德(Aldo Leopold)解释道,“我们滥用土地,是因为我们把它当作属于我们的商品。只有当我们把土地当作我们安身立命的共同体,我们才能以爱和敬意使用土地”(Leopold,1949,p.8)。我们越是满怀对大自然的敬意,我们越能意识到人类活动对自然造成的干扰。当我们认识到心灵景观会影响到大地景观,我们就更能理解生态好管家精神和生态多样性保育之间的彼此渗透与参与关系。为了鼓励这种参与式的共同体结构,我们必须认识到去中心化的重要性。

(三)D: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Decentralizing)包括了强调由下至上的决策过程。这是一个从单一且遥远的全国性决策体转向更加本土化决策的过程。在生态地缘思想中,去中心化有助于把权力置于宜于地方治理的、有参与性的、民主的、具有生态回应能力的互动式领导力(interactive leadership)模式中。这种领导力模式拥抱多样性,而多样性与复原力(resilience)息息相关。这是因为多样化确保了在一个系统中的冗余(redundancy),从而切实地构建了复原力。同样,卡普拉(Capra, 2011)也认为,多样性确保了复原力,并且是生命的基本规律。从基层的自下而上的角度看,去中心化的要旨恰恰在于鼓励地方多样性的培育所需要的不拘一格的领导力形式和好管家实践。生态地缘主义去中心化的路径之一是从大规模的行政边界转向小规模的自然边界。

(四)E:对自然边界的强调

在生态地缘主义思想中,人们更强调自然边界(Emphasizing Natural Boundaries),而不是人为主导的行政边界。道理在于,利用自然的而非人为的边界更宜于催生在地化的生态好管家实践。正如亚历山大指出,生态地缘主义的焦点是“自然的边界,而不是政治或者行政的边界”。他还说,这些“自然设定的区域成为人类活动的组织单元”(Alexander,1996,p.2)。

当政治/行政边界和生态边界相一致时,共同体成员能形成一种更加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和认同感。这种基于地方的归属感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人们能够更好地意识到政治的决定如何影响到自己的“后院”(backyard)。因此,规模和质量成为问题的焦点。通过缩减规模,天然形成的政治边界使得去中心化的政治行动成为可能(Schumacher,1973;Sale,1980)。通过缩减规模,一方水土的决策者更有机会在政治上献计献策,他们比那些中心化、远距离的治理者能够直接感受到政策的影响。

相应地,缩减规模使得栖居者能够更好地优化生态地缘区的生活方式,使得自己与一方水土的生态系统更加唇齿相依地融合在一起。通过这种融合,栖居者能够更好地调适到生态地缘区功能反馈闭环的频道上(Capra)。卡普拉(Capra)指出,在反馈闭环中,“当一个影响因子在循环一圈后形成反馈,你不仅能形成自我调适(self-regulation),而且能形成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他补充说,“当(基于反馈闭环)形成网络——例如,一个社群——它就能自我调适”。自我调适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系统等层面,并且使得决策方式更加适合、更加有利于一个特定的生态地缘区。因此,缩减的规模能为更高质量、更适切、更有意识的环境行动提供机会,而这些行动随着政治边界和生态边界的融合而变得务实和自觉。去中心化的转向有助于培养人们与生态地缘区和谐共生的“再栖居“(reinhabitation)实践。

(五)R:把“再栖居”作为一个臻于完善的概念并付诸实践

上文阐述了生态地缘主义的前四项原理,这些原理综合起来的结果,意味着付诸“再栖居”(reinhabiting)实践。再栖居包含了上述四项原理:连结我们“安身立命的一方水土”(life place);探究一个生态地缘中的文化景观与生态景观的相互作用;去中心化;对自然边界的强调。

根据生物地缘运动的缔造者伯格和达思曼所言,再栖居意味着:

学习如何在一个被剥夺、被破坏、被伤害的地方安身立命。这个过程包括:通过提升对当地及周边特定的生态关系的意识而成为本地人(becoming native)。这个过程意味着对丰富本地生命的各种活动的理解和各种社会行为的参与……简言之,这意味着我们要成为一方水土的生态共同体的成员,而不是掠夺者。(Smith,Williams,1999,p.214-215)

再栖居是生态地缘主义的核心概念。格鲁纳瓦尔德(Gruenewald)指出,“再栖居的宗旨大体与许多环境教育者的深层目标一致,即学习如何在一方水土共同生活,不去戕害其他人和非人生灵”(Gruenewald,Smith,2008,p.149)。再栖居的本质是培养一种人与万物互惠的关系。它召唤人们回归有根的生活,鼓励人们“成为一方水土的本地人”(Jackson,1994)。

当人们成为安居一方水土的本地人,他们能形成一种对地球更加友好的生活方式。其特征是理解人们的消费习惯、垃圾生产和生态好管家行动之间的关联性。人们不再盲目地接受全球化的鼓动,而是形成与一方水土更加合拍、更加乡土化的互动模式;这种模式的一些特征,前文已有所描述。在一方水土的再栖居能产生一种新的话语,以抵制剥削性的、以无限制的消费—生产为主导的市场话语体系。在建构更加生态化的人地关系过程中,我们需要形成一种有别于工业—科学机械化叙事的不同故事,这一点至关重要(Hensley,2011)。个人或社群的思维方式与人类对待一方水土的方式息息相关。有效的、生态地缘主义的反叙事(counter narrative)是基于人们对一方水土的生态多样性的认知和人地互惠关系的建构。在再栖居过程中,人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把地方与社群连结起来。这种方式是对主流工业范式的拒绝;这种工业范式导致了人类生存的无根与疏离(Zencey,1996)。

三、将生态地缘主义原理应用到教育中

生态地缘主义原理可以广泛用于课程教学和教学法。学校周边的社会—生态社群(生态地缘区)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机会,如果教育者能挖掘并把握这些机会,就有可能转化我们的教育,唤起学生进行探索、学习、生态管家行动的热情。几乎任何场景下的教育都可以经过生态地缘主义改进,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教育,也无论是教育机构的层面还是社会文化层面。前文概括的CIDER为广泛的教育应用提供了基本框架。

教师和学生可以从一个基本的起点开始:连结我们“安身立命的一方水土”。与其采用千篇一律的教科书,教育者可以带领学生探索生态地缘的关联性,在户外和社群积累直接的本地化经验。例如,学生可以到本地的河边,观察人类活动对水质和流域产生的影响。当学生亲眼目睹周边社群对河流造成的破坏,他们就会意识到迫切行动的必要。这样的课程随后可以设计并执行清理河道的计划,让学生把生态保护的知识和热情融入到行动中。这样的实践项目还和当地社区修复水域的努力结合起来,提高学生的公民参与感,培养他们成为积极行动的公民(Smith,Sobel,2010;Gruenwald,Smith,2008;Hensley,2011)。

学校周边环境及社区能够为学生理解可持续议题提供一个统整的语境(integrating context)。此外,这种在地化的教育方式可以让学生进行跨学科探究,他们所沉浸的生态地缘区恰好提供了极佳环境。对于一些复杂的议题(如水域管理),学生需要逐步建立多维度的知识结构;为此,如何“探究文化景观与生态景观的相互作用”,可以成为课程教学的基石。既然我们都生活在某一个流域(流域可以被定义为汇入同一个水体的陆地)中,流域管理这个课题适用于大多数教学情景。例如,小学生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大型无脊椎动物观测,以此亲身体验大自然。在与学生进行有关流域的对话中,教师们可以讨论流域生态质量管理、政策执行等方面的主体性问题。随着学生不断深入的探索文化景观和生态景观,他们(在认识论意义上)更有能力理解生态地缘区中的诸多系统互动原理。这样的知识有助于学生懂得并欣赏生命系统中的相互依存和连结,生成效法自然的智慧,而不是把自然当作客体化、商品化的对象。正如托马斯·贝利(Thomas Berry)所言,“宇宙是万物的交融,而不是客体的集合”(Jensen,2009,p.39)。随着学生不断探究文化与地理景观的互动,他们就会逐渐意识到宇宙万物连结交融的整体,而摆脱工业化的机械主义思维。

把去中心化的概念融合进教学和教学法,这需要我们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和行动积极性,让他们参与热忱投入而又深思熟虑的公民团体。在学校周边的生态地缘区,有的公民团体一直致力于维护当地的生态健康、社会团结和经济稳定。保罗·霍肯(Paul Hawken)在2007年报告说,全世界的公民都在参与这个星球上最大的运动,也就是可持续运动。因此,几乎在地球上任何一个生态地缘区,我们都可以找到富有奉献精神、有思想、面向可持续未来的公民行动者。这些公民身上体现的,正是前文阐述过的栖居者的特质。当我们赋予学生一定决策权的时候,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也就增强了。如果课堂上有一种更加水平化而不是垂直化的决策框架,学生就可以迅速地把握去中心化的内涵(杜威于1915详细阐述了学校教育中的民主参与式框架)。这样的理解可以从学校教育迁移到更大的层面,例如一个县市的治理。

在教学中对自然边界的强调,意味着学生以地理学、地质学思维看待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为了让学生理解人为建设、而非自然存在的边界所导致的后果,就近原则非常重要,例如,从学校周围的环境或者城市化/人造环境开始。对于流域管理而言,人们是把石油倾倒在校园还是邻居庭院,这并无区别,因为石油最终会进入流域,并产生连锁的负面后果。从更加本地化的语境开始,比如校园地面(或者周边的城市人造环境),这更便于让学生懂得为什么要倾听万物、保护环境(Seed,1988)。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在一个生态地缘区中体现其价值,基于校园的教育是非常直观的切入点。

最后,阐发“再栖居”的意义是贯穿生态地缘主义课程的主线。随着学生在参与式教学中逐步理解生态地缘主义的上述原理,他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在一方水土安身立命的“本地人”(native)的意义。这是发展人和地球相互滋养的“伟大事业”(Berry,1999)的开端,也是人人都能参与其中的行动。无论人们身处何方,那里就是安身立命的家园;归根到底,生态地缘主义能够为学生应对家园面临的环境、社会挑战提供启迪。

四、自传式的生态地缘探究

一种向学生介绍生态地缘思想的有效路径是自传式探究,即让他们反思并理解自己在独特的生态地缘区的个人经历如何塑造自己对待大自然的态度。通过这样的练习,学生可以从自己熟知的材料中发掘意义和联系。这样的练习可以分成若干层面,包括生态地缘区的水道、水域的生态特征等。彼得·伯格(Berg,2005)在题为《发现你的生态地缘区》一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练习题。

对于我来说,作为一个在不同州居住过的坎撒(Kansan)人,我如今能够更好地理解培养并维护一方水土意识的重要性。同时,作为一个课程理论者,我发现生态地缘探究是推动可持续研究与教育的可行途径。生态地缘探究关系到探寻我们作为这个星球的千百万生态—社会群体中的一名栖居者的意义何在。这种探究意味着探寻扎根一方水土与践行生态好管家精神、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间千丝万缕的连结。这种探究也意味着在探索文化与生态景观相互作用的同时,保持对这个星球上的“左邻右舍”中人与万物的多样性和多语言的开放度。

五、结论

找到你的一方水土,然后深挖。

——加里·斯奈德

承认一方水土意识对好管家实践模式的影响,这一点驱使着我们这些教育者和教育理论家去找到我们自己的一方水土并且深挖下去(Snyder,1991)。在推动可持续社群营造,更加顺应一方水土的生态特质的过程中,生态地缘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思考框架。面对当今世界的生态危机和社会不公时,我们作为教育者迫切需要做出回应,更加迫切地需要把教育转向在地化,帮助学生与直接的环境建立连结。生态地缘主义为教育者推动在地化教学内容和教学法提供了广阔空间。在学校周边的生态和社会社群为直接体检式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机遇。在地化教育的可能性几乎无处不在——关键是如何帮助学生重建他们与生态地缘的关系,激发他们对一方水土的爱(Wilson,1984)。

本文勾勒了生态地缘主义的五大原理,它们为教育者更加有目的地融入日常实践提供了指针。通过生态地缘探究,教师可以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带动学生参与到自传式反思中来。当然,培养一方水土意识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是多样化的生态好管家实践的一部分。